自今年初，西部开发成为传媒的焦点。大众业已明白西部开发对于中国西部和中国经济整体走向国际一体化的重要意义。但是迄今为止，西部开发似乎还局限于政府与学者们热烈的讨论，而企业界与西部人本身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状况？我认为有外部与内部两种原因。外部原因是我们现有的政策等制度安排还没有起到激励国内外企业和组织机构向西部投资的热情；内部原因是西部人本身存在着精神素质低下的问题，比如缺乏竞争和风险意识，缺乏创业精神等。我也认为，这两个问题是西部经济开发需要正视和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它们将在决定西部开发成效中产生重要影响。

　　会有人认为我言过其实。他们会指出，只要增加足够的投资、大力开发人力资源、走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道路，西部经济就能实现腾飞。但是，许多的经济事实表明，投资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件，并非充分条件；人力资源开发与经济增长也并非水到渠成的关系。对此有怀疑的人，去看看世界银行在前几年（比如1995）的研究就会明白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很简单，无论是增加投资或者开发人力资源，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都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在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下，无论增加物资资本投资还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都只会"带来资源的误用、浪费和闲置"。

　　经济增长绝不象古典增长模型刻画的那样简单，仅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数量及其组合。经济绩效与经济行为、资本、技术都有密切关系。而经济行为与制度安排密切相关，也受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深重影响。在这个思想之下，我们不难理解制度与文化对西部经济开发成效的影响。事实上，很多学者都明白这一点，几乎所有学者都赞同以下观点：西部开发应不能照搬发展东部经济所采取的政策，因为许多的制度条件发生了改变。经济政策最怕的就是教条主义。我想说的是，西部开发各项政策的制定必须对此有充分的考虑和估计。

　　我可以象其他学者那样罗列许多开发西部的政策：支持改善西部基础设施；多元化推进的产业发展道路；创造宽松投资环境；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财政支援；人力资本投资……等等。但我更愿意把这一切归纳到一个命题之下，那就是：建立一套利益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经济行为来开发西部。这个利益激励机制，就是市场机制。换句话说，应该重视和利用市场制度的作用来开发西部。

　　为什么要重视市场制度作用？我国开发东部经济始于计划体制之下，一些政策的倾斜可以很快激励人们的经济行为并产生显著绩效。而现在的西部经济开发，始于市场经济条件，某些政策的倾斜将破坏竞争规则，只会导致受益者进一步强化和争取新的政策倾斜，以及受损者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所有的政策都必须遵从市场规律才可能不对经济的长期成长造成伤害。譬如以投资而言，试图以单纯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机制来发展西部经济是不可能的；试图以行政干预使东部对西部采取"兄弟"感情式扶助而投资于西部也是有害的，与其动之以情不如诱之以利。真正有效率的对策是，建立一种充分利用外来投资者的赢利动机的新机制，把投资者们引到西部发展。西部的广阔市场、无限商机和廉价的劳动力都是西部吸引投资者最大的资本。

　　重视市场制度作用也意味着开发西部的进程中，政府是决策者但并非最主要的参与者。长期以来，西部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在进行建设，从而形成了两个后果：①经济效率不佳。西部政府对经济发展资源过度占用和浪费，虽然国家有向西部进行收入转移的政策，但不足以弥补那些占用和浪费；②养成西部人的惰性，缺乏市场竞争精神和创业精神。如果西部大开发中，以政府为主要参与者，只会继续造成经济效率难以提高。只有当众多的企业和投资者以及千百万西部人民在利益驱动下成为西部开发的最主要的参与者，西部经济才可能得到显著发展。以增加投资的政策而言，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显然应该是通过优惠政策和改善投资环境广泛吸引国际、国内投资者和民间资本，而不是进行大量的政府直接投资。当然这里涉及一个投资的硬件环境问题，比如基础设施太差。这也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得到解决，政府没必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全部揽给自己，基础设施也可以民营，从而吸引资本来进行建设。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前往西部的投资者并不踊跃，很大程度上国家仍然充当了最重要的投资主体。我认为这是一个不的现象，它会强化政府在西部经济中的角色，对经济的长期成长带来不良影响。我认为对于西部开发，政府给出合理的政策远比给更多的钱更重要。 有人担心利益驱动的开发将会带来对西部资源的滥用。事实上西部许多地区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确已十分脆弱。但是这不意味着不该以利益驱动开发者，国家可以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或者制定相关法规来控制资源过度使用。

　　到此为止，我们阐述了市场制度对西部开发的重要作用。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制度安排不重要。市场制度是正式制度，还有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对经济增长也非常重要。文化和意识形态是非正式制度安排。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有时甚至可以使生产难以成功进行，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地球有些地方，不同肤色、种族和宗教信仰的人们在一起工作根本不可能。一般地，不同的群体会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与其文化相适应的经济行为特色和经济绩效。这就是一个区域的经济文化。经济文化可以进一步导致排外情绪和地方保护主义--我曾经参加重庆电视台一个"西部开发·川渝联动"的节目，几位专家一致认为成都与重庆的经济合作最需要克服的障碍就是文化以及由此派生出的一些差异。重庆人的"刀"，成都人叫"刀刀"，可见两地文化相去甚远。我国西部是聚居的少数民族分布广泛的地区，一些文化和观念在各地更存在较大差异。由于这些原因，有些东部开发中不成问题的问题，在西部一些地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宗教状况，却可能成为问题。这不仅仅需要从经济角度考虑，也需要从政治角度考虑。

　　当然，我并不认为民族问题会是困扰西部开发的大问题，国家正确的民族政策使它不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我在这里更要强调的是西部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共同品质：缺乏竞争精神和风险意识，也缺乏创造性。这些品质形成的因素是多种样的，比如长期享受政府转移支付形成"等、靠、要"的惰性，收入低下形成对投资风险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缺乏等；国有企业的体制陈腐形成以滥为滥的制度锁定等等。任何一个经济迅速腾飞的国家和地区，无不以人们努力工作形成的生产高效为前提。日本、韩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沿海诸省都是如此。而努力工作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人民的精神素质相关。我们不得不承认，东部人的精神素质与西部人的精神素质存在巨大差距。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也是培养和提升西部人精神素质的一个过程。那些精神的培养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制度来激励人们产生相应的行为从而在长期中逐渐形成这种精神的过程。而最能使人们的行为变得对经济效率更有良好影响的制度就是各自都受利益驱动的市场制度。

　　个人的文化品质和观念的转变是重要的，而企业的体制转变也是重要的。西部的很多企业是缺乏效率的--全国知名高效企业绝大多在东部。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与市场制度和文化相关的问题。比如西部企业对待人才问题上，由于没有受到严厉的市场约束（政府的干预和企业领导的个人经营素质乃至道德并不指向市场使它偏离了争取利润的目标），造成了对人才的巨大浪费。以重庆而言，我们的一些个案研究发现，人才闲置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我们老是提西部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但是，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需要一定制度条件的，其中合理的人才配置机制就是最基本的一项。只要人力资源存在大量浪费，如何搞人力资源开发都难有好的效果。西部开发要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但同样必须建立起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企业在此一方面的工作尤其重要。

　　总结起来，我对西部开发的基本观点是：必须以个体的经济单位而不是政府作为最主要的开发者；防止国家机器在西部经济开发中膨胀，重视市场制度的作用；以市场制度促进文化的变迁建立适应于市场制度的文化，提升西部人民的精神素质。这些对于西部开发成效具有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