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人类迈进21世纪之时，“全球化”的讨论正当其时。全球化对政府行为有着重要影响。不同政治体系下的政府对“全球化”规则的接受程度有着巨大差别。中国和亚洲从“全球化”的机遇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面临着巨大的危险。

二、 新的产业全球化组织对政府的社会政策也产生了影响。许多政府执行的政策都旨在使工作者从企业的收益中获得公正的分配。随着产业的“全球化”，这种政策越来越难以维持了。现在政府都倾向于选择较低工资、较小规模的劳动力，以使自己的国家作为全球投资的一个去所获得最大的竞争力。

三、 在今日的世界上，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满足国际市场的愿望，这与以前有了根本性的差异。

四、 1997年开始的亚洲危机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反思的机会。关于目前系统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进行的改变，已经进行了很多的讨论。我们还需要特别指出，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限制条件的马来西亚看来恢复得很好。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现在被作为不可违背的普遍原则而接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的普遍适用性问题。

五、 中国在整个亚洲金融风暴中一直保持其货币不贬值，这也为如何保持经济稳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子。通过保持其货币价值，中国稳定了它的金融市场，阻止了亚洲金融风暴进一步蔓延。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政府的判断如何超越具有不受限制的自由影响力的市场所施加的影响。这一事例比其他任何事例都更清晰地促使我们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规则和做法的普遍适用性。

六、 东亚各国政府考虑了如何在经济低迷时期对贫困人口进行保护，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社会安全网络。

a) 他们迅速稳定了经济，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提高了社会支出。所有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东亚国家都在经历经济复苏。其中，韩国在1998年经济下滑约6%后，1999年经济增长了10.7%。实际上，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有望在明年恢复到1997年的最高水平。这说明东亚的金融危机时间比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经历的债务危机时间短一半。那次危机影响了后来毫无发展的十年。

b) 大部分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东亚经济所拥有的正规性安全网络都十分有限，各国政府于是制定了新的社会计划并暂时扩大了现行的计划。

c) 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就业计划是针对金融危机所作的反应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印度尼西亚增加了市政工程项目。韩国在1998年5月制定了新的项目，截止到1999年1月，韩国的市政工程项目提供了437000个就业机会。为了支持市政工程项目，向贫困的失业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泰国在1999年4月制定了“促进财政一揽子计划”。韩国出台的“初期事业保险计划”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此类计划，1998年，该方案的涉及面从30多家公司扩展到所有公司并包括所有临时和兼职工作人员。

d) 包括以现金和实物形式提供的收入保障计划也得到了扩展。这些计划特别以年纪较大而无法参加工作的人口为帮助目标，或者是为了保障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印度尼西亚在1998年1月开展了大规模的“返回校园”运动，目的是为贫困儿童提供奖学金，并给为贫困社会服务的学校颁发津贴。韩国扩大了《生活保障计划》的涉及面，该计划是在进行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后向无法工作的人提供现金和实物帮助。泰国增加了为老年贫困人口提供的社会养老金，同时扩大了低收入社会保险卡计划。

e) 印度尼西亚还遭受了干旱的袭击，所以食品保障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该国增加了公共大米进口的数量，并在1998年以新的针对性大米补助计划替代了普通的价格补助。

f) 所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都加强了对信息的收集，从而可以更好地监控危机的影响并向政策设计和计划执行者提供情报。比如，印度尼西亚成立了“社会监控和早期反应组织”（SMERU），不仅可以提供更及时的信息，而且提高了对危机的社会影响的分析能力以及各项社会计划的运作水平。

七、 “全球化”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使他们的执政方法更加透明和负责，也使其在为市民提供服务时效率更高。

八、 虽然出现的几率和形式不同，但是权力下放成为东亚地区的趋势。中国和菲律宾的地方政府已经拥有最大的自治权。印度尼西亚的情况表明，地方对资金管理的权利越大，在卫生和教育（特别是在针对贫困人口的优先发展领域）以及小规模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投入就越多，从而增加了非农业工作机会和收入。要想发挥权力下放的优势，就必须提高责任制度——通过地方信息可以更好地明确公众的需要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的途径，而地方性制度可以促进责任及透明度，并更有效地监督地方工作结果。

九、 但是，如我们所知，精心设计的权力下放政策和有能力的地方政府需要避免权力下放本身的一些缺陷被地方精英掌握的潜在可能以及宏观经济管理的复杂化和动荡的风险。如果政府间的划拨与对充分资源的责任不相符合，权力下放也有可能激化地区性不平等。如中国目前的政府间划拨赋予了地方政府超越其能力的开支权利（如养老金和失业保险），这就有可能激化不平等。

十、 必须记住的重要一点是，能创立高科技起步公司的并不是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而是私人个体。它们需要那些在新科技时代成长、对硅谷和其他地方的发展了如指掌的监管人员给予协助。五十岁开外的政府官员，并不了解这场数码革命的潜能。

十一、 在新加坡，政府领导人都是四五十岁左右的人。他们对数码的认识比不上那些二三十岁、富有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年轻一代。一般情况，新网络公司都是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创立起来的。为了制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和促进更多新互联网公司的创立，新加坡挑选了一些在互联网时代长大、年龄三十多岁的人担任监管人员。他们更了解这种科技的潜能，而且在思想方面也同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比较接近。他们在监管方面会比较宽容，让有创造力的人才可以发挥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