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贾康认为，我国预算外和“制度外”收费的膨胀，有其复杂的形成原因，主要可归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是80年代以后我国政府系统在处理堆积如山的“历史欠账”并启动体制改革和经济现代化宏大工程时所面临的巨量资金需求，不可能通过预算内筹资的骤然扩张来满足，必然迫使各级政府走多渠道筹资道路；第二是分权式改革激活了原先受压抑的部门、地方局部利益和事权财权化意识，在他们事权扩张的同时提供了通过预算外筹资扩张财权的动力和机会；第三是原体制下政府间财力分配的不规范造成政府各级次、各系统的彼此猜疑戒备，促成地方、部门尽可能扩大不纳入体制分配的资金；第四是正税的税源流失比较严重，导致预算内资金增长乏力，也促使各级政府通过非规范手段筹措预算外、制度外资金；第五是市场化过程中政府各部门、各权力环节在本位利益驱动下，通过尽量扩张可供他们掌握支配的非规范的财力，来寻求其自身福利的最大化；第六是在我国体制、市场和技术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情况下必然发生的某些公共产品向“半公共产品”乃至私人产品的转变中，公共产品边界模糊漂移，带来公共服务与商业性服务边界相应模糊漂移，不同性质的收费鱼龙混杂，使原来就具有扩张非规范收入动机的各利益主体，借势巧立名目增加收费。

因此，在上述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从总体上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轨过程的一定阶段上，“收费”的膨胀具有必然性。客观地考察，前些年收费膨胀的效应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对于整个政府系统实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履行优化基础结构、公共服务、社区建设等职能，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来源；另一方面，也为政府行为的非规范和随意性，提供了物质条件，并以地方、部门各权力环节财力分配的各行其是，裂解了统一的政府权威，影响和阻碍中央政府全局性政策意图的贯彻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施行，降低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益，加大企业、个人负担，同时也为腐败行为的滋长提供了土壤。

贾康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上述负面效应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成为“两个转变”的阻碍因素。时至今日，收费泛滥、政府收入非规范化的现状，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变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寻求以“费改税”为重要内容的下一轮税费改革的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