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2000亿元国债带来了什么？
分析：细心的人们会发现，从1998年下半年起，在一些政府报告和高层领导的讲话中，一个提法发生了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悄悄取代了已被人们熟悉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如今，这项全新的政策已“积极”地实施了近两年，跨了3 个年头。
　　受命于危难之时
　　1998年的中国经济似乎是经历了一个由喜转忧的过程，当有的人还沉浸在1997年底“高增长，低通胀”的喜悦中，敏感人士已嗅出了宏观经济的一丝“凉”意，经济学家考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几个指标，在下半年都一个接一个地亮起了“黄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到7%左右；物价总水平前所未有地持续几个月负增长；居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幅不升反降棗通货紧缩这个我们以前不曾相识的“新生事物”似乎要在中国“登陆”了。
　　令人担忧的还不止于此。震惊全球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并没有放过中国，东南亚货币大幅贬值沉重打击了我国外贸出口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之一棗外贸出口的增幅首次出现了下降。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使本已低迷的国内经济雪上加霜。
就像正在发育中的青少年要先长骨骼一样，发展中的中国必须确保增长速度。在内需不振货币政策杠杆失灵的严竣形势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临危受命，隆重登场了。
　　1998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了当年财政预算的调整方案，增发了1000亿元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开了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帷幕。
　　在此后的两年中，国务院根据经济形势的实际需要，分别制定了“继续实施”和“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方针。
　　1999年，中央政府继年初预算安排的500亿元国债资金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后，下半年又增发了600亿元国债，加强对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的投入。
2000年，国债发行计划为1000亿元，如果加上500亿元为西部开发所发行的特别国债，今年的“盘子”已达到1500亿元。这样的发债规模可谓是空前的。
　　2000亿拉动2万亿“债”是“借的钱”，“国债”是“国家向百姓借的钱”。
虽然国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道理几乎家喻户晓，但百姓对借出去的钱花在何处依然牵肠挂肚。今年 1月 24 日，北京富丽堂皇的长富宫饭店，在京城财经记者云集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部长项怀诚遭遇了各路记者各种问题的“轰炸”，
“ 火力”最集中的就是国债的使用。各界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1998年，有两件事恐怕许多国人不能忘怀：一是肆虐了整整一个盛夏的滔天洪水，另一个是被朱总理怒斥的“豆腐渣工程”，在触目惊心的天灾人祸的背后，是公共设施建设严重不足的现实。从1998年下半年起，积极财政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到目前为止政府发行的国债大体是2100亿元，总投资2万亿元启动了5000多个项目。这些钱加固了6200公里大江、大河、大湖的干堤，新修了8.5万公里的公路，新建了1900公里的铁路新线，修建了近 2500万吨储粮仓库，改造了400多个县的农村电网。基础设施建设对扩大内需功不可没。据交通部门的抽样调查，仅公路建设市场平均每月就吸纳劳动力253万人。电网改造不仅降低了电价水平，也带动了农村消费。河南省改造后的农村电网低压线损平均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不少地方的单位电价降低了0.5元以上。
　　饱受水患之苦的人们，也开始尝到了大兴水利的甜头。1998年增加的水利投资兴建的各类防洪工程，在去年的防汛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去年，汛期中的长江中下游水位一直居高不下，但管涌、散浸等险情大幅度减少。以湖北省为例，7月时的水位与前年大体相似，但出险处由前年的198处减少到去年的40处。虽洪水滔天，但依然国泰民安。
　　国债资金有选择地大规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了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重复建设。如果把基础设施建设比做未来经济发展的底座，那么，高新技术就是明天经济的制高点。积极财政政策向基础设施倾斜的同时，适时调整，加大了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力度，既考虑了中国现实经济的困难，又兼顾了中国长远的经济利益，是造福明天的英明之举。
　　有经济学家从更深层次上总结了积极财政政策的积极效果：稳定了经济，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稳定的增长趋势。据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的测算， 1998 年，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5个百分点，1999年大约为2个百分点。如果这两年不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及时地扩大内需，这两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有可能达不到7%。到1999年底，居民储蓄存款开始下降，市场开始转暖，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了10%，创近年来“新高”。
　　如果说前几年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的尝试所取得的经济“软着陆”的实践使政府积累了治理经济过热的经验，那么，目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尝试所取得的初步效果，证明了政府也有治理经济紧缩的办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初步建立。
　　不要“昙花一现”
　　已经有人注意到，近年来，有关部门在谨慎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提法的同时，一直小心回避着意义与此大体相近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赤字财政”的字眼。这似乎是在向人们暗示，中国并未放弃“收支平衡”、“量入为出”的理财理念。
　　客观地讲，尽管积极财政政策十分必要，但它的刺激作用是有限的，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即使发再多的债，搞再多的公共工程，它对总体经济的影响力也是很有限的。我们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应该将政府投资刺激与社会投资刺激结合起来，政府应有意识地让出一定的空间让社会投资者活跃在经济发展的大舞台。
　　项怀诚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耐人寻味：“积极的财政政策连续执行3年，我不认为这就成为我国宏观调控中的一个中长期政策，但从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看，也不是一两年就能取消的。”什么时候改变？“从一般原理上说，等到我国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恢复到一定水平，不需要这样的财政政策支撑，我们就可以考虑调整。”
　　还有一个问题不应忽视，当我们决定调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时，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是否好转，而且还要看到维持一个可持续的较高的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了，增长的质量是否有所改善。不仅消费、出口、投资都出现
回升的局面，而且还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起一个有利于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建立起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建立起高效率的、合理的经济结构。只有制度重建，才能保证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比较兴旺的宏观经济局面，保持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