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中包含一般化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Lucas 得出结论：具有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经济系统在稳态中将持续地具有比起初就具有高水平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水平的经济系统更低的产出水平。在引入专业化人力资本后，Lucas 指出，国际贸易对两国经济增长模式产生了锁定：即起初具备丰富人力资本的国家在生产高技术含量的商品上拥有比较优势，并通过专业化生产和两国间的贸易不断积累高技术含量商品的生产经验，巩固对该商品专业化生产的优势和垄断地位，由此将持续地获得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反之最初就处于人力资本劣势的国家将只能专业化生产低技术含量的商品，由此获得较低的经济增长率。Lucas的研究支持了与经济收敛性不一致的理论结果。然而，Barro ，Sala-i-Martin （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则认为，知识技术在技术领导者和跟随者之间可以发生低成本模仿，这就使得经济系统之间产生一定的收敛性质，其中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是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面对新理论的兴起，经济学者们开始转向实证分析，力求从经验数据中寻找判断理论正确与否的依据。Barro （1991）利用98个国家在1960-1985年期间的样本数据进行收敛性分析，结果显示，人均GDP 的增长率与人均GDP 初始水平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只有当人均GDP在一定的水平之下时才成立，突破临界值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模糊起来，甚至出现微弱的正向关系。与此同时，Barro 发现人均GDP 增长率与初始人力资本水平之间呈现出正相关关系。Mankiw等（1992）的研究发现，在将人力资本因素整合进Solow 模型后，Solow 模型对经济增长条件收敛性问题所作的解释具有合理性。他们将投资占GDP 的比率、人口增长、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初期人均GDP 水平共同作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结果发现人均GDP 增长速度与初期人均GDP 水平显著负相关，同时与初期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产生了很强的条件收敛。由此可见，Mankiw与Barro 的实证结果都在突出人力资本作用的同时，实证了条件收敛性的存在。

　　与此同时，收敛性理论也被用于一国内地区间经济增长的研究。Barro ，Sala-i-Martin（1992A ，1992B ）分别对美国48个州以及日本47个县的增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不仅证实了β-收敛的存在，而且证实了σ-收敛也是成立的。Sala-i-Martin （1996）对美国、日本以及欧洲的五个国家各自内部的地区间增长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再次证实了收敛性的存在。

　　此外，实证结果还反映出影响条件收敛的其它因素。Razin ，Yuen（1998）发现，对于地区性经济增长来说，在存在知识外溢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能够产生地区间收入的均等化，相反对劳动力流动的禁止将使得人均收入出现分化。Ben-David ，Kimhi （2000）则发现，贸易伙伴间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特别是落后国家向富裕国家出口的增加，可以促进贸易伙伴国之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产生。

　　在条件收敛日益得到肯定的同时，一些学者又提出了“俱乐部收敛”的概念，将收敛性的理解进一步深化。Galor （1996）认为“俱乐部收敛”的概念与条件收敛不同，它指的是初期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经济集团各自内部的不同经济系统之间，在具有相似的结构特征的前提下趋于收敛，即较穷的国家集团和较富的国家集团各自内部存在着条件收敛，而两个集团之间却没有收敛的迹象。Galor 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微观层面上劳动要素禀赋的异质性，Ben-David（1997）则将生存消费的假设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分析，得到了与经验数据一致的结论，从而解释了“俱乐部收敛”现象，Deardorff （2001）则以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为背景，进一步阐述了“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原因。由此看来，“俱乐部收敛”有其理论依据并的确存在，即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其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趋于收敛，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缩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现象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Jian，Sachs ，Warner（1996）对中国自1953年到1993年的经济发展做了考察，结果发现，1978年改革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了明显的收敛。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的出现与中国的农村改革有关，并且收敛性在具有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自由化的沿海地区尤为显著。魏后凯（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增长收敛。然而，王绍光，胡鞍钢（1999）对中国地区间增长收敛性的存在总体上持怀疑态度。根据蔡昉，都阳（2000）的研究，中国省际间的人均GDP 增长趋同是有条件的趋同，除了地区因素外，他们认为需要考虑人力资本、投资率、贸易依存度等因素；蔡昉，王德文，都阳（2001）还指出，劳动力市场扭曲程度也是影响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因素。刘强（2001）的研究结果显示，大规模劳动力的区际迁移是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的重要诱发因素。

　　当然，由于收敛性理论提出时间不长，并且一直处于发展过程中。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对最新理论进展做进一步总结的基础上，为中国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提供进一步的实证分析，从而推进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在对省际间增长差异做分析之前，需要对目前中国地区间的增长差异有一个概念性的认识和把握。为此，笔者首先对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变化作统计描述，以期揭示差异变化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

　　三、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统计描述

　　为描述和分析省际间经济增长水平差异的变化，笔者选用省际间真实人均GDP 标准差指标反映绝对差异的变化，获得建立在1953-1999年期间的时间序列图（见图1）。由图1可见中国自建国以来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的绝对差异总体处于持续上升的状态，呈现出明显的σ-趋异现象，这也是有关学者的研究形成的共识，刘树成等（1994），魏后凯等（1997）以及王绍光，胡鞍钢（1999）的研究结果都证实了这一结论。

　　注：数据资料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0》

　　上述省际间人均GDP 绝对差异的扩大可以从“倒U ”曲线中找到理论的解释②：因为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所以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在地区间分布存在差异，这导致了地区间生产率从而是人均GDP 水平绝对差异的持续扩大。然而这种差异是否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以及这种差异是否能如库兹涅茨预言的那样会随工业化的进程和经济增长的推进而自动消除，则需要进一步地对这种差异变化的原因和可能的演化趋势进行分析。当然，中国经济发展进程有其特殊性，因其不仅有着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而且由于中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经济发展无时不受到政策和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因而需要将体制方面的因素纳入到讨论中才能对这一问题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

　　为剔除掉人均GDP 总体均值的上升对标准差的扩大所产生的影响，有必要引入变

异系数指标进一步考察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差异的变化，图2是建立在1953-1999年期间省际真实人均GDP 变异系数的时间序列趋势图。

　　由图可见，改革前的变异系数值有过两次上升，分别在1960年和1978年达到0.93和0.96的峰值，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变异系数值经历了直至1990年为止历时12年的持续下降，1990年后再度上升，至今没有回落。

　　一般认为，变异系数出现上述波动，与我国不同时期的投资战略有关。改革开放前中国曾有过两次投资重点的西倾：1952年开始以重工业化为主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将工业布局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以及1965年以备战为中心在中西部地区大举投资进行的“三线”国防建设。

　　然而，这两次“中西部开发”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

　　事实上，从工业化推进的效率角度出发，通过行政计划强行推进的工业化进程显然忽视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一般的经济规律，特别是在“三线”建设时期工厂布点片面强调“分散、靠山、隐蔽”，这使得工业生产被人为地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分离；更由于当时建设的一般是能源、原材料采掘等位于产业链条最初端的工业类型，从而造成这些工业厂点的产业关联度低，无法通过前瞻、后顾以及对周围地区的旁侧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整体经济的发展，成了经济“飞地”。因而两次投资重点的西倾无法形成甚至牺牲了长期有效率的生产能力，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的差异恰恰也是在这两个时期内出现了扩大的现象。

　　相反，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省际间人均GDP 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1990年以前一直趋于缩小。为考察其原因，笔者采用水平法计算出分地带的各省份在1978-2000年期间以可比价格衡量的人均GDP 增长率，并将初期1978年各省份的人均GDP 水平列出（见表1）。

　　表1数据显示，地区间的初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都沿东中西三大地带的空间推移逐渐下降，东中西三大地带间的差异并未减小，而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间的经济增长却出现较为明显的收敛迹象，因而相对差异的缩小源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人均GDP 水平差异的缩小超出了三大地带间差异扩大的程度。

　　进一步，笔者采用如下的回归方程：γi ，t=α1+α2·㏑（yi，0）+εi ，t 分别对东中西三大地带内部各省份进行回归分析，其中γi ，t 为1978-2000年期间各省份的真实人均GDP 增长率，yi，0为1978年各省份的初期人均GDP 水平，εi ，t 为随机扰动项，得到的回归结果见表2.

　　由表2可见，除西部的收敛迹象并不显著外，东中部两大地带内部的收敛迹象十分显著，均以约2%的速度收敛。至此可以看出中国改革以来省际间人均GDP 的增长出现了较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即分东中西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收敛明显，而三大地带间的差距却没有缩小，甚至在不断地拉大。

　　我们认为，中国目前出现的“俱乐部收敛”现象主要源于：一、从历史的延续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来看，东部地区不仅具有中西部地区无法比拟的资金总量，而且拥有教育水平较高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拥有比中西部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本，因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更加容易学习相关的先进生产和管理技术；二、东部地区在初期就拥有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因而具有比中西部地区更高层次的需求结构，这使得东部地区在需求的带动下，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工业化进程的步伐也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产业关联度高、附加价值大的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在结构转换的带动下资源的配置效应明显的优于中西部地区；三、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的市场化改革在空间上表现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地逐级推进的渐进式战略，因而在体制方面，东部地区较为灵活的政策机制和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使其产生了比所有制结构较为单一的中西部地区更高的经济效率；四、由于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政策优惠和投资环境，因而吸引了大量台、港、澳以及外资的进入，这进一步地为东部的发展筹集了更多的资金。所有这些相关的因素都导致了，东中西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差异不断扩大。

　　与此同时，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相似的起始发展水平，类似的结构特征和政策环境，使得各自内部省份间产生了经济增长的趋同。

　　中国省际间相对差异在1990年后再度上扬（见图3），这说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已不足以带动整体的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相对差异的缩小，地带间的趋异超过了地带内部的趋同，从而人均GDP 水平的绝对差异在1990年后出现了加速上扬（见图1）。因而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否由倒“U ”曲线假说预示的那样，随我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自动趋于下降，值得提出疑问。

　　我们首先采用如下的自回归方程：⊿σt =β1+β2t +δ·σt-1+α⊿σt-1+εt ，其中⊿σt=σt –σt-1，⊿σt-1=σt-1–σt-2，是标准差的差分形式，对1953–2000年的省际间人均真实GDP 的标准差做ADF （Augmented Dickey-Fuller ）单位根检验（unitroot test ），结果如下：

　　⊿σt =–14.56–1.081t +0.202·σt-1–0.045⊿σt-1

　　t =（–1.0879）（–1.0480）（2.9924）（–0.2349）

　　R2=0.4501Ad.R2=0.4108d =1.99

　　由检验的结果来看，效果很好，回归方程不仅具有较高的拟合值，而且Durbin-Watson检验的d 统计量也表明没有明显的序列相关存在。由于该检验得到的ADF 统计量的绝对值为2.992397，而由麦金农计算的1%、5%和10%临界统计量分别是-4.1678、-3.5088和-3.1840，可见ADF统计量的绝对值小于临界统计量的绝对值，因而我们不去拒绝该时间序列呈现一单位根的虚拟假设，就是说，该标准差时间序列表现出非平稳性，存在明显的单位根，这表明标准差时间序列的值有一个持续扩大的内在趋势。

　　进一步，再根据方程σt=α+ρ·σt-1+εt 的检验，得到如下的结果：σt=-22.305+1.145·σt-1，而且残差分布图表明，并未发现明显的序列相关，因而回归的结果是有效的。分析的结果发现系数的t 检验量为46.895，在99%水平上显著。由差分的形式进一步可以推得差分方程解的形式为：σt –153.83=1.145·（σt-1–153.83）。这样的结果表明，当省际间人均GDP 的标准差达到了高于153.83的水平后（这个值在1969年以及以后的年份就已经达到并超出了），这种差异会在将来通过大于1的等比系数，以1.145为基数的几何速率扩大！

　　我国省际间相对差异在1990年后再度上扬（见图2），这说明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省份间的收敛已不足以带动整体经济而言的省际间人均GDP 水平相对差异的缩小，地带间的趋异超过了地带内部的趋同，从而人均GDP 水平的绝对差异在

1990年后出现加速上扬（见图1）。

　　因而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能否由倒“U ”曲线假说预示的那样随我国市场化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而自动趋于下降，值得提出疑问。笔者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那么省际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将来还会持续扩大（见图3）。

　　那么究竟是那些因素造成了省际间经济增长的差异呢？为此有必要进行计量检验和实证分析。

　　四、造成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分析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具有条件收敛的特征，而影响地区间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因素则包括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度以及地区因素等。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虽已有学者进行尝试，但在分析影响条件收敛的因素时没有引入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变量。笔者认为，在工业化初期工农业两部门生产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各省份间工业化进程也应是影响条件收敛的重要因素。因而本文的分析将进一步引入反映各省工业实力的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并采用逐步引入变量的方法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重要因素。

　　将产出表达为Cobb–Douglas 的形式：Y （t ）=A （t ）？K （t ）α？H （t ）β？

　　L （t ）1-α-β，其中α+β<1，

　　这表明了此处仍然坚持资本报酬递减的假定，因而经济增长过程仍将出现稳态。将产出表达为人均的集约形式：y （t ）=A （t ）？k （t ）α？h （t ）β。从而，若忽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折旧，将进一步得到物质资本的变化率表达式：dk/dt =sk？y –nk和人力资本的变化率表达式：dh/dt =sh？y –nh ，

　　由以上两式以及产出的表达式可以求得均衡中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

　　k*=（sk1-βshβ/n）1/（1-α-β）h*=（skαsh1-α/n）1/（1-α-β）

　　由Mankiw等（1992）可知，条件收敛的形式为：γy =n （1–α–β）·[Ln （y*）

　　–Ln （y0）]，又有均衡产出y*=A （t ）？k*（t ）α？h*（t ）β，因而将以上几式代入后，可以获得以下的条件收敛方程：

　　γy =n （1–α–β）LnA –n（α+β）Ln·n +n α·sk +nα·sh–n（1–α–β）Lny0

　　A0eI·eM·eO·eG.其中，I 代表工业化水平，M 代表市场化程度，O 代表对外开放度，G 代表政府支出水平。因而条件收敛方程最终可以表示为：

　　γy =n （1–α–β）LnA0+n（1–α–β）I +n （1–α–β）M +n （1–α–β）O +n （1–α–β）G –n（α+β）Ln·n +n α·sk +nα·sh–n（1–α–β）Lny0

　　由此可见，人均GDP 的增长率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性，不仅与初期人均GDP 负向联系，而且还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人口增长的加速会降低产出增长率，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度的深化，会进一步增加人均产出的增长。因而，在以上模型的基础上，并考虑到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我们建立以下形式的回归方程，利用1978-2000年间的省际截面数据，分析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重要因素：

　　γi ，t =α1+α2·Lnyi，0+α3·n +α4·（I/Y ）+α5·LnHi，0+α6·I +α7·M +α8·O +α8·G +εi ，t

　　其中，yi，0，n ，I/Y ，Hi，0，I ，M ，O ，G 变量的值分别对应1978年初期人均GDP 水平，人口增长率，固定资本投资率，1978年在校大学生人数，工业化程度指标，市场化程度指标，对外开放度指标以及政府支出水平指标。

　　首先我们将人均GDP 增长率仅对初期的人均GDP 水平做回归，由于回归方程的结果不理想，说明在1978–2000年期间各省份间并未出现显著的绝对收敛，可以初步否定中国省份间存在绝对收敛的假定，此结果也与我们在对差异的统计描述中所做的ADF 检验结果一致，即差异的形成无法通过绝对收敛实现落后省份的赶超，因而差异不会自动得以消除。其次，由于受到统计描述中得到的“俱乐部收敛”结果的启发，我们在该回归方程中分东、中、西三大地区做结构稳定性的邹检验。结果发现，F 检验量达到了7.609，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三大地区存在增长的结构非稳定，进一步支持了“俱乐部收敛”的存在。

　　进一步，我们依据以上的条件收敛回归方程，采用逐步引入相关变量的方法，

　　进行计量回归分析，得到表3的回归结果。

　　表中D1和D2代表的是地区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s ），反映在此期间内其它未分离的地区因素对省际间的经济增长差异造成的影响。表3的回归结果I 再次有力地表明，中国省份间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回归结果Ⅰ在引入了地区虚拟变量后，明显地改善了方程的回归效果，拟合结果令人满意，怀特异方差性校正后的各检验量与原检验量没有太大的变化，这说明方程并没有显著的异方差性；F 检验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且地区虚拟变量的t 检验量也十分显著。这些都表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接受中国省份间经济增长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回归III 引入了初期人均GDP 自然对数值的平方值，替换了地区虚拟变量。结果发现，初期人均GDP 的自然对数变量系数为正，而平方项系数为负。由二次函数的性质可知这表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集团内，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是与初期人均GDP 水平成正向联系的；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集团内，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才表现出与初期人均GDP 水平呈负向联系的收敛性。不过，计算出来的转折点产出值低于各省份1978年的人均GDP 值，因而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各省份间的增长格局已经基本走出恶性循环的“贫困化陷阱”。

　　我们曾试图将所有变量都代入回归方程，但结果表明方程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尽管方程的拟合优度值很高，但是个别原先显著的变量不再显著。特别是在工业化，市场化以及贸易额之间，先验地具有正相关关系，三者具有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特征，我们的分析发现，工业化与市场化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56，而工业化与贸易依存度之间的相关度为0.39，市场化与贸易依存度之间的相关度为0.43.因而，在难以为相关变量找到精确的替代变量（proxy ）之前，我们将采取分别引入变量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Ⅳ得到的结果良好：回归具有较高的拟合优度值，除贸易依存度外，其他变量的系数都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果表明，各省份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不仅依然表现出与初期发展水平的负向联系，而且初期人力资本水平、人口增长率、工业化程度以及贸易依存度的提高都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回归结果V 则表明，各省份人均GDP 的增长速度显著地受到市场化力量的正向推动，而

与政府的支出负相关。回归结果VI则进一步证实，贸易依存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产生着正向的推动作用。

　　Romer （1990）曾指出，人力资本在知识生产中具有规模效应，这使得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地区倾向于产生更快的技术进步和增长速度。从Lucas （1988）发展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丰裕，则定义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广义产出增长率就会随着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之间的不平衡程度加大而上升；相反如果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稀缺，产出增长率趋于随不平衡程度的加大而下降，即具有更低人力资本的经济系统经济增长率反而更低（见图4）。

　　事实上，在人力资本相对稀缺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高成本使得密集使用人力资本的教育部门会产生较一般产品生产更高的成本，从而导致人力资本流向一般产品的生产而不去生产稀缺的人力资本，结果牺牲了长期的经济增长效率，使得经济系统有可能在一个低水平的状态下徘徊不前。

　　从现实的角度出发，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就造成了能利用的资金少，由于着眼于短期利益的需要，常常在将资金和人才是用于物质生产，还是投入回报周期长的教育部门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前者，从而使得有限的人力资本水平无法提高；相反，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通过教育部门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干中学效应进一步积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并通过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使得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学习和管理理念的引进比落后地区更快更容易，从而提高该地区的生产能力和经济增长率，进一步扩大与落后地区的发展差距。

　　2、对外开放度

　　Helpman （1991）认为有形的商品贸易促进了无形思想的交换，并指出通过与发达地区的贸易往来有利于获得知识，产生对国内经济的溢出效应和对本地R&D 的刺激，导致生产力从而是技术进步的加速，进而在长期中持续地推动经济增长。钱纳里（1995）分析了准工业国家在结构转变过程中采取不同的贸易战略对增长产生的影响，结果发现，贯彻外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其要素利用的效率要明显高于采取内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Barro ，Sala-i-Martin（1997）发展的技术扩散模型中特别指出经济系统的开放程度，包括FDI （Foreign DirectInvestment）的引入是促进技术扩散从而是决定收敛速度快慢的关键因素。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断扩大，经济领域的各方面与国际间的合作都在进一步地拓展和深化。计量分析结果显示（沈坤荣，1999），中国外贸总量的增长与GDP 增长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对外开放度的整体提高确实对我国经济水平的整体进步功不可没。

　　然而，由于中国的领域广袤，各省之间存在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产业结构等多方面的差异使得各省份的对外开放程度参差不齐，这导致由对外开放而产生的效率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各省的表现不一。表3的回归结果证实了在1978-1999年间各省的人均GDP增长率与各省的贸易依存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也就是说，不同的省份间，市场开放度的差异部分地解释了省份间经济增长的差异。

　　另外，省际人均GDP 水平与人均FDI 水平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已有的研究结果（沈坤荣、耿强，2001）显示，引进越多FDI 的省份通过获得技术的外溢效应保持了较其它省份更快的经济增长率和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3、工业发展水平

　　正如钱纳里等（1995）指出，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由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将由工业部门的扩张带动，因而工业化进程在地区间进展步伐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地区间生产率从而是人均GDP 增长率的差异。

　　由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各省份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与各省份的人均GDP 增长率之间有正向的关联。因而工业发展水平的低下正是中西部地区生产率无法提高，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提升的重要原因。事实上，中西部工业主要还是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类型，产业链条短、加工层次低，主导产业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松散，无法形成紧密的地域生产综合体，因而其效率要低于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东部经济。要消除地区间的经济增长差异，落后地区在工业发展水平上向发达地区的赶超在所难免，而现在政府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希望通过实施诱导性的政策，在市场引导的基础上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当然，需要指出，由于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体制方面的因素对解释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或缺。一般认为，经济组织形式的有效率变迁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即一个能够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制度安排将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中国目前的市场化改革正是改进微观经济组织效率，使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靠近的过程。然而，不同省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不一，市场化程度在地区结构上的分布存在差异。

　　总的说来，处于沿海开放地区，交通环境良好以及政策较灵活、改革先行一步的地区在增强市场观念，培养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主体上，取得了较其它省份和地区更大的发展；相反，处于中西部内地的省份和地区由于政策、观念、经济基础和对外联系等多方面的因素，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慢了一步，结果导致整体上较为逊色的增长表现。如何定量分析我国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程度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在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上，一个重要的指标是非国有经济在全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实证分析（沈坤荣，1999）的结果显示，非国有经济比重较大的省份获得了效率优势，产生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这初步证实了市场化程度高的省份比市场化程度低的省份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五、基本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以收敛性理论的最新进展为理论背景，对中国省际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差异作了统计描述，并着重分析了影响省际间经济增长差异的因素，由此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

　　（1）中国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相对差异则在经历了几次波动后又趋于扩大。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并不具有明显的绝对收敛性，但呈现出明显的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2）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的条件收敛迹象十分显著，人力资本水平，对外开放度以及工业化进程对各省经济增长起着明显的正向作用。

　　（3）体制因素也影响了中国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其中市场化程度尤为显著。因而市场化改革应进一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改进该地区的微观机制，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由此可见，中国省际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增长差异的扩大主要是由三大地带之间的差异引起的，因而政府目前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减小地区间的增长差异，协调我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宏观经济的高效持续运行十分必要。另外，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增加人力资本投入、扩大对外开放、提升工业化水平则是促进中西部落后地区利用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地区增长差异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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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沈坤荣，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俊，南京大学商学院研究生。联系地址：南京市汉口路22号：南京大学商学院，邮编：210093

　　①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0》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

　　②库兹涅茨的“倒U ”曲线假说认为：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当人均收入增长时，生产率在工农业部门的非均衡分布使得收入分配的不均等最初会加重，当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不均等程度达到最为严重的顶峰，继而当收入水平具有了工业化国家的特点时，不均等程度开始下降。笔者认为虽然“倒U ”曲线假说是基于个人收入为单位得到的结论，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同样适用于以省份为单位的收入差异研究。钱纳里等（1995）曾对工业化进程作出五个阶段的划分，而根据郭克莎（2000）的研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尚处于第一到第二阶段的工业化起步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