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道德经济；市场经济运行中产生的道德风险客观上需要法律政策强制基础上的道德约束；历史表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还需要一种积极的道德精神的支持和激励；而一种积极的道德精神的生成，不权需要个人的内在努力，更需要“以德治国”的外力引导和推动。

[关 键 词]以德治国；市场经济；一致性

 所谓“以德治国”，对我国而言，意指在对社会和国家进行治理的总体活动中，在进行以法治国的同时，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因素的作用，不断提高党政领导干部以及全体公民思想道德水平，增强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素质，从而推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从根本上看，以德治国不仅和我党的性质和宗旨相容，也与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深层次的内在一致性。

    一、从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看，商品的伦理二重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而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道德经济，它对道德有着内生的更新更高的要求。

    商品具有伦理二重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基本届性(经济二重性)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最后取决于商品交换的成功，而交换的成功表现为买者对使用价值(商品的有用性)的认可和卖者对价值实现的满足。显然，在这交换的矛盾运动过程中，首先，商品必须具有相应的、足够的使用价值和消费的愉悦功能，正如马克思所说“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社会使用价值。”“这就要求商品生产者(卖者)加强产品质量管理，强化售后服务功能；其次，只要买者消费者认可了商品有用性，生产者、售卖者就会追求商品价值的最大实现，亦即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显然，在市场条件下，前者凸现了商品的为他性、服务性的特点，后者则打上了为己性、求利性的烙印。这种利人利己原则是商品交换的基本原则，也是调整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利益关系、行为关系的基本规范，即道德规范。正如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商品的经济二重性一样，这种为他性、服务性与为己性、求利性也可归之为商品的伦理二重性。

    商品的伦理二重性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商品经济的细胞，在市场经济社会，一切活动和现象都由商品开始。因此，商品的伦理属性也就决定了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或伦理经济，它不可避免地带有道德的特点。只是在市场经济的不同历史阶段和条件下，伦理二重性作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其表现程度和主次地位也是不同的。处于主导地位的方面则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基本性质和时代特征。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所谓知识经济，从生产力的角度看，它是建立在先进知识和科技基础上的经济；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知识经济是一种人本经济、和合经济。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催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自然是一种新型的道德经济，它对道德有更新更高酌内在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新的形势下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市场经济，其伦理属性中的为他性、服务性自然上升到主要方面。首先，它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的共性。因此，它自然容纳诸如诚信、合作、向上、勤俭等传统的优秀道德。其次，它具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个性。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基础、社会主义的本质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伟大使命决定了它更把以“三个代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品德、集体主义的精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等高标准道德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全过程，并让其发挥主导的调控作用。

    二、从市场经济的运作过程量，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串。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机制总是伴随道德风险。道德风险的防范和弱化迫切需要法律、政策强制基础上的道德约束。知识经济氛围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部分人认为，利益驱动型的自由市场制度是一种高效率制度，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这是一种错觉。当前，国内经济学家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市场制度(机制)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市场引动下的求利欲望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无限扩大性，二是相互冲突性。因为“一个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虽然有足够的动力去声明自己的权利，但缺乏相应的激励去承认和尊重他人同样的权利”。②这样，产权保护、信用等一系列问题就难以解决。近些年来，我国市场知识产权的种种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委托代理机制总是和道德风险(MOral Hazard)相伴而行，从而加大了成本、降低了效率。我国的政府和国企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机制，其中政府是委托人或授权人(Rrincipal)，国有企业的厂长或经理是代理人或被委人(agent)。事实上，我国的这种委托代理机制是一种低效的机制。首先，这是一种松散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和企业负责人之间没有明确、严格的合同契约关系(contract)，双方的权利义务不清晰、真实的所有考缺位．从而造成激励机制不明、低效。这种条件造成的结果是：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其次，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从宏观上说，国家不可能及时、全面了解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生产信息，这是其一；其二，我国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或者是和国际标准有异的董事会制，相应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并不健全，甚至有些形同虚设。这样，就给权力很大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实权负责人滋生道德风险创造了客观条件。在我国，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比例很高，表现形式多样，诸如公款挪用隐瞒投资收益，漠视国家资金的使用效益，甚至借国企改革之机，低价处置国企资产，中饱私囊等等。 “劳模囚犯现象’、“59岁现象”、“39岁现象”、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从不同层面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我国国企改革取得了较大成绩，三年脱困的目标也已基本实现，但是产权问题、监督、约束机制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另外，类似的道德风险大量表现在党政部门、职能部门，其基本表征是各种权力寻租引的严重腐败现象。

    市场制度的消极因素需要规制。‘靠什么规制?自然，首先是法律强制。这种强制，相对来说，是公正的、有效的、靠得住的。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应该是法治经济。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强制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表现在：法律制订、‘完善的时间长、执行成本高、存在空白地带等。在我国，某些领域还存在法律“撞车”现象。其次是权力制度。主要表现为通过政府正确的政策选择来影响市场。无疑，它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种规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完全信息假定”的非现实性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度；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则加剧了政府干

预的消极影响和官员权力寻租的腐败行为。为此，有学者认为，行政权力对市场的约束是当今贪污现象的根源。第三种规制是道德约束。和前二者硬约束不同，这是一种软(机制)约束，它的行使能较好地克5脯面两种规制的缺陷。因为道德约束是一种内生的自愿的“履约”行为，所以不存在执行障碍。不需要规制成本(或者说成本极低)，而且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作用；另外，道德约束还能把寻租腐败扼杀在思想萌芽状态。显然，这是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更重要的市场规制方式。综观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发达国家，在其比较完善的法律、政策规制的背后，也大都有一种宗教背景的道德约束在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从市场经济的运行主体看，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具有“经济人”、“道德人”的双重特征。历史和现实证明，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健康发展客观上需要人们积极的道德精神的支撑；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尤其如此。

    求利性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生产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都把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多收入、少支出)作为首要追求目标，祟尚经济，重利轻义。这就是人们的所谓“经济人”(Economic Man)特征。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自发性的劳动交换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直接或间接性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市场经济的可持续运行以这种矛盾的不断解决为前提。而这种矛盾的解决客观上要求交易双方具备最起码的自觉“履约”的信用品质和利人利己的职业道德；从宏观层次看，社会还要求人们具有同情心、奉献精神。这就是人们的所谓“道德人”(MoralMan)特征。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道德因素应成为规范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在21世纪知识经济条件下，道德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上所述，着重强调的是道德的“自律”功能，除此以外．道德还有激励功能。所谓道德的激励功能，亦指高尚的道德能产生一种强大的自我激励力量和榜样力量(伦理精神)。综观经济史，这种伦理精神是市场经济大厦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洲门知道，市场经济最早在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而不是在四大文明古国)。马克斯·韦认为，那是因为那里产生的一种视劳动创造为荣耀，视浪费、享乐为罪恶的新教伦理精神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进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兴起，而西方国家相对衰落。马克·卡森(Mark Casson)教授——剑桥大学《商业文化经济学)一书的作者，他认为那是因为东亚社会具有社团色彩的“道德一致性”(moral consensus)(合作精神)使许多交易合同变得“自我履行”，并促进了非正式交易的发展；而同时西方国家推行道德相对主义、多元化，这使得法律制度和合同的履行成本变得更加昂贵。而一些欧美学者认为，前者是因为注重集体成就、教育的“亚洲资本主义精神”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各自表述有异，但是“经济活动必须灌以一种伦理精神的支撑”的观点得到了当今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需道德精神的支持和推动。首先，积极的道德精神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如前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型的、高尚的道德经济。它的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整体推进提升过程。同时，社会主义的本质、终极目标也包含以共产主义道德为核心的高尚道德精神的基本内容。其次，积极的道德精神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动力。道德精神的激励功能可以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极大发挥，促进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推进经济管理的优化、高效。再次，积极的道德精神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要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道德倒退为代价的，因此，而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重蹈覆辙，必须而且应该注重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最后，积极的道德精神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情要求。一方面，以精神促经济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如战时经济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建设时期的孟泰精神、大庆精神，都曾给我国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巨大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历史的消极遗留(亦即马克思说的“死人抓住活人”)使得道德精神的推动显得尤为重要。五八年大跃进的“假、大、空”造成的“精神废化”，文革时期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造成的“信仰危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机制带来的“重利轻义”等已给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培育、弘扬积极向上的道德精神不仅是内在必要，而且是当务之急。

    四、从市场经济的整个进程看，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市场主体良好的道德品质或道德精神的生成，不仅需要个人的内在努力、更需要外界的引导推动。在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以彼治国是催生、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精神十分必要的战略举措。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外因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人(市场主体)，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首先是社会人，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而在方方面面、好好坏坏的影响中，在监督、激励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往往出现经济学中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因此，外界的正确引导和推动对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积极的道德精神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综观市场经济发展史，从意识范畴的角度看，实际上就是积极道德或精神倡导运动史。例如，对于出现在欧洲并促进市场经济最早生成的新教伦理精神的产生，马克斯‘韦伯认为，那主要是广泛、持久的新教运动的结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对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出现的并对其市场经济成就有直接推动的以“集团中心主义”为核心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大多数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以为，那主要归功于这些国家政府的积极有效的监控引导和民间宗教文化运动背景。进入九十年代，世界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但不管哪一极，其经济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国家政府加强了宏观调控和积极引导，市场经济与伦理文化精神趋于一体化。

    在我国，坚持“以德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战略举措。这既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与否的经验和教训，也是知识经济大环境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和“后发优势”。因此，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在法治基础上认真学习、切实贯彻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各行各业开展深入持久的思想道德建设。首先，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要深化“三讲”教育，按照十五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切实强化作风建设，塑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尚官德；其次，在所有公职人员、全体公民中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实施纲要》，努力培养、提升整个民族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水平。如是，道德兴焉，则经济旺焉、民族强焉、国家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