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讨论前提：凯恩斯主义

国债的产生与凯恩斯主义无关，它有本身赖以出现的经济条件剩余产品的出现与私有产权的确定。如政治条件国家的出现与需要。但是讨论国债的限度与规模适度就与凯恩斯大大有关。因为这实际上也就确认了国债存在的合理性，也即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倘若不承认这一理论前提，则有关国债规模大小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国债不是不合理就是也不得已而成为暂时的现象。由此，这里的讨论可以预设以下几点：1）国债的使用是有可能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2）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有其必然性，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市场失灵的地方，有必须依靠财政支出而不是私人投资的经济项目存在；3）在经济需要时，如经济出现萧条，国债的使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4）撇开效率不谈，国债也有其存在的可能，这可以从国债的产生中看出来。

2．讨论国债规模大小，实际上就是讨论国债负担能力问题。

国债规模本身有几个评价指标，其中主要的有两个国债负担率和债务依存度。从长期看主要是前一个指标，短期主要看后一个指标。从短期 要这样，其根本制造的标准就是有无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从长期看更是要如此。指标本身的确定，一要看经济现实与历史情况，二要借鉴西方先进国家的实际，着眼未来，未雨绸缪，联系我国实际，一是经济要求求进，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以实现赶超，要求保持一定的社会总需求，不能过大，更不能过小；二是历史体制原因，国家税收能力弱（无论国家还是个人，税收意识都不强），发展又有一个过程，在私有产权逐步得到尊重与发扬的时期，税收的强化更是困难重重，国债作为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作为对税收的一种提前征收，其有供有还的运用原则却能大大有利于它的发展。从客观经济看，则一促进社会总需求扩大尤其是消费需要，二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宏观调控能力，因此，这两个指标的确定可以适当定得高一些，三是从国外看，债务负担率与依存度都有一个没到认同的标准，是值得借鉴的，但也不是铁律，原因还是在于我国的具体国情，市场环境的培育，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其它诸如能源、通讯、科技、环境控制等方面的滞后，人口众多隐性失业巨大，显性失业日益扩大等问题都需要政府的更加强有力的参与，向市场经济的安全过渡要求政府必须得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在税收难以为继的前提下，过分注重固定的限额指标未必就是善策。这几年，我国市场出现了一定的过剩现象，尤其是在一部分公共投资领域，如交通、电力供应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过剩，考察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这些支出实际上都是由国债来加以维持的，但不能就此认为国债发行得过多，或是方向不对头，原因如下：一财政支出的效益问题是个多方面的问题，并不仅仅表现在基础设施的提供上，甚至主要不是指这方面的问题，因为财政支出的效益和结构问题就对国债的发行提出过多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国家对税收迫切需要提出批评，毕竟，财政支出的更大比重来自税收而不是国债。二、诸葛亮如交通、电力等部分 基础设施的供应过剩也仅是结构性的，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许多文章可做。或者就是弱小的的交通、电力等供应遇上了更加弱小的需求从而显得过剩，而这种供求缺口的弥补在很大程度上要来自于国家的操作，来自于国家的财力支持。事实上，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过剩归根到底到并不是来自政府的主动行为，而是出自企业的倒 ，来自转轨时期市场的不完善。三是我国国债的发行主要用于经济建设的目的，目标在于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用于经济的宏观调控，目的在于经济的均衡与稳定的债券却很少，如果说因为投资效率问题而应适当减少国债发行的话，那么因为宏观经济的整体效率就应适当增加后一类国债的规模。

我国国债的现行规模，从两个指标上来看显现出矛盾的格局，其原因大家都已提出来过，一是国债发行期限短，一是国债发行增长速度快，税收收入相反增长缓慢，但也不能就此认为若干年后国债发行规模就怎么不得了，因为任何时候国债发行总有它的具体现实要求，去年就是一个实例，也就是说，国债的超速增量发行来自于现实的需要，不能简单地以此类推，计算出若干年后的债务负担率的庞大数字。每年的经济形势不可能雷同，如果真的长此以往，债务负担不堪重负，那也不能是整个国民经济实体存在根本问题，如政府支出效率低下已无可救药，或者根本就是体制问题，而不是国债规模发行过大的缘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庞大的财政支出即使不能非国债来支撑，也会通过其它的途径来弥补。

这里决没有国债规模可以无限大的意思，而是认为国债的发行应考虑国债的具体需要，在税收难以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而必须的支出又居高不下，过分强调国债的规模限制未尚一定必要。国债规模过大，一会挤兑民间资金支出，降低国民经济整体效率。二会引起货币超量发行，引发通货膨胀。三是外债过度，容易引发债务危机。因此国债的发行，一是考虑民间应债能力，是否有可用资金而不挤或少挤民间投资，二是考虑国债的使用效率，以保证本息的偿还，只要保证这两条，国债就会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离开了这两条，国债规模也无从谈起。但是，在国债不得不增量发行，而国债支出效益又难以得到较大提高的情况下，首先应解决的不是国债规模大小，而应是财政支出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