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我们认为,存在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危机的原因;二是危机冲击东亚地区的原因.关于第一个方面,国际上有多种意见.我们认为,东南亚各国经济发展政策调整的不配套,以及诸多的外部环境是其基本原因,对此的解释,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必须依靠工业化发展自己的经济,在此有两条可供选择的路,一是靠国内资金的积累;二是靠对外开放.在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主要是指出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和引进外国的直接或间接投资,在国外市场无限大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优势产品的,即劳动密集性产品的出口能够给该国带来发展的资金和利润,进而促进该国经济的发展.在外资引进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资金的借入,可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为此需要配套的汇率制度,由于减少贸易风险和资金长期流入风险,需要选择一个趋向稳定的汇率.并加以维持，因此订住汇率可能是经济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采取的适当的汇率制度;为了减少外部对本国经济冲击的可能性,需要比较封闭的金融市场.此次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1)外部商品市场不是无限的。在特定产品的国外市场有限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要素禀赋相同，或相近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这些国家出口品的重叠，或竞争。在此，一国出口的增加就是另一国出口市场的减少;2)当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尚未发生变化时,金融市场因多个因素的驱动，率先开放了(其背井是:香港回归中国带来的抢占金融中心的动机；在经常项目不景气的情况下,为维持汇率对短期资金的吸引；在金融上不但没有加强监管,反而向国外提供了借入本币和抽回外汇的渠道).在此泰国的经历是十分典型的.

  至于东亚地区的连锁反应,我们认为，是该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的相互牵制造成的,体现在:1)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的梯次模式,在领头雁不能形成产业结构升级时,处在后面梯次的国家会赶上来,从成本看,处在最后一个梯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别国挤占市场的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需求不旺的时期,这种挤占可能使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大量减少。在进口规模不变的情况下,贸易收支受到很大影响,而其他梯次上的国家和地区明显地受到冲击.因此日本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应负两个方面的责任，一是负产业结构未能升级的带来的责任，它没有意识到，这种升级不仅有利于自己，更重要的是有利于东亚地区，其中作为东亚地区技术领头雁的日本，对技术转移不够重视（其根本还是自己的转移尚未完成；其次日本未能用于发展新产业的资金，主要投到东南亚地区的高利润，因而也是高风险行业，导致这些国家某些部门的繁荣。当然，这并不是日本的初衷，其初衷是，尽可能地将国际储备充分利用，以获得高额利润，因而从客观上起到了推动东南亚国家泡沫形成的形成的作用。日本所负的第二个方面的责任是，它将自己的“泡沫”移向东南亚，引起了东南亚经济的“泡沫式”繁荣。这就为投机商提供了投机的机会。
  二．东亚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一般影响

东亚金融动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贸易的角度看，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其进口需求下降。主要机制是：1）东亚各国的货币贬值，增加了进口的成本，据统计，自1997年7月以来，泰铢已累计贬值114.78%，马来西亚林吉特贬值76.53%，韩元贬值96.95%，昨天日圆已经是1美圆兑140日圆，尽管进口成本不会成比例的上升，但是，进口成本的上升是可以推断的；其次，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市场的依赖是比较高的，如果不包括日本，1995年的依赖是10.3%，加上日本会达到35—40%，这些国家和地区市场对我们的影响程度可以用互补性指标（COMPLEMENTARITY INDEX）贸易互补性指数等于，一国K商品的出口在该国总出口中的份额比上该商品在进口国中总进口的份额的积和，比上二者平方的开方。

  实际上它表明两国进出口的相互牵连。依据1994年的数据，统计的结果是：我们与香港是0.89 ，印尼0.57，日本0.76，韩国0.64，马来西亚0.54，菲律宾0.54，新加波0.58，泰国0.60。

    第三，由于东南亚各国在干预外汇市场中花费了大量的外汇，使这些国家难以推进贸易自由化，因而贸易保护或增加对进口的限制可能是情理之中的；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出口自然也受到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东亚地区市场上，也会影响到其他市场。中国在其他市场上与东南亚各国的竞争性，可以用出口相似度指标（EXPORT SIMILARITY INDEX）加以衡量。即S（AB，C）=100X（加总MIN （Xi（ac），Xi（bc））其中ac，ab分别表示两国对C国市场的依赖。MIN 表示取两个值中的最小值。根据SITC 两位数字水平上的商品分类，我们的相似度为： 中国与下列国家之间出口相似度指数  

具体而言，我们同主要危机主要国家之间出口产品的相似性可以见统计表。 选定国家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统计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出口产品的相似性也会对中国出口的增长产生影响。与此相关的是，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乃至全球相继调低了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东南亚和中国的产品出口市场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东亚金融动荡对中国三资（合资、独资和合作）出口影响是明显的。首先，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三资企业进出口1997年占到46.9%，在外资企业中，有80%左右来自东亚各国，这些企业与中国企业面临着同样的出口困难，同时，他们还缺乏增加投资扩大规模，甚至维持现有规模的困难。如果整个企业资金周转不灵还会导致撤资。

  第四，东亚金融动荡增加了中国出口融资（特别是三资企业融资）的难度。各受冲击的国家为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不愿意向商业机构提供贷款。贷款抽紧、利率提高使出口的成本加大或难以出口；

  第五，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的利润受到威胁。由于东南亚各国出口品价格下降，进口方也要求我们降低商品的价格，为了保住我们的市场份额,(本来竞争很激烈的市场条件下，我们的利润率就已经很低了)，我们不得不降价；某些本来利润很低的商品将失去已有的市场。

  综合起来看，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率会比去年下降，进出口总的增长率大约为8—9%（1997年为12.1%）进口增长率约为5—7%，出口增长11%左右。

  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引进外资。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我们的大多数来自于东亚各国，他们的金融危机或动荡不可避免地造成投资的减少。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来自东亚的直接投资占到我们全部引进外资的约80%。因此可能来自该地区的投资会减少。但是，也应看到，东南亚是我们引进欧美投资的主要竞争对手，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的恶化，有助于我们更多地吸收欧美的投资，这也是中国自引进外资政策实施以来一直希望的。二者相互抵消的情况如何还难以测定。

  第三．东亚金融危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首先，中国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为0。2（1995年，佟家栋）或者说中国经济每增长10% ，外贸的贡献占2个百分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进口和出口的贡献还要高一些；其次是外资的引进。如果我们外资的引进有问题的话，就业的问题就会更加尖锐。朱容基总理提出，我们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大体的依据是，中国人口的增长率，中国吸收劳动力问题；以及维持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我们的就业问题可能是很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最近中国国家有关部门认为，中国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8.2---8.4%。这是比较乐观的。

  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中国方面考虑并逐步采取了一系列的对策。主要是：1）通过对大宗产品出口退税促进贸易发展。自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中性的外贸政策，达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政策上的相似性。但是由于监管问题，出现了征少退多，退税规模超出财政负担能力的问题。因此，国务院决定，自1996年1月1日以后报关离境的出口货物按3%（包括煤炭和农产品）、6%（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品）和9%（其他货物）。面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1998年1月1日，中国决定将纺织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两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其出口退税率从9%增加到11%，我们知道，纺织品的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5%，1997年为460亿美圆，同时纺织品是中国有贸易盈余的主要工业部门，也是就业的主要部门。1997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中，75%来自于纺织品。达330亿，当年总顺差为40亿。同时，纺织行业相当于增加了30亿元人民币的返款。近来，由于我国感觉到的金融危机的影响比较大（据统计，第一季度中国对日出口下降2。5%，对东南亚国家联盟出口下降7.8%，对韩国出口下降24.5%），因此，实际部门和理论界共同提出，要实行增值税的全额退税2）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和市场结构，将注意力转向欧美、拉美和非洲；3）调整引进外资的政策，恢复对外资企业自用生产资料，或资本品减税或免税的待遇；在国内税方面，为鼓励外资企业向高科技产业投入，专家们建议，通过扩大对高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刺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4）低利率政策。我国自去年以来，几次调整利息率。一方面减少了外贸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刺激内部产品需求，扩大内需。5））利用我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良好表现，争取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获得稳定的国际贸易的条件。

目前政策调整之后的效果：据上海海关统计，1998年前四个月，其进出口比同期增长了12.4%，其中进口增长9.7%，出口增长14.5%。其中纺织品出口仅增加3.1%，但是，机械和电器产品增长25.1%，（34亿美圆）。来自于亚洲国家的进口增长8.9%，来自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波、泰国进口增长很快，而来自日本和韩国的进口增长比较缓慢。可见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逐步显现出来。

在投资方面，头四个月增长0.07%，达117.2亿美圆，批准合资企业5704家，比去年同期下降6.84%，其中来自印尼、韩国、日本和泰国的资金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89.16%，55.83%，42.23%，35.54%。来自于欧美的投资也有所下降，但是，来自于太平洋岛国（如维尔经，百慕大和西萨莫亚等）的投资。目前原因还不清楚。

在中国经济增长方面，估计前三个月的增长率为7.2%。国内需求（零售额）增长了6.6 %，这仅相当于去年的一半，零售物价指数为2.1%，消费物价指数仅增0.03%，中国本年度经济增长的目标是8%，零售物价是3%以内，消费物价为5%。
 
  三．人民币是否贬值的问题

  要从理论上为人民币汇率开药方是一个比较难得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角度加以分析。从主观上看，中国目前不愿意人民币贬值。其原因是：1）人民币贬值可能引起东南亚国家新的一轮竞争性贬值，如果真的发生，它可能比外部的冲击还要严重。因为各国基本失去了抵抗能力。这种贬值还可能将香港带进来。众所周知，香港刚刚回归中国，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们认为贬值得不偿失；2）人民币贬值不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一方面我们刚刚实现了经济的软着路，物价得以控制，如果重新启动物价，可能意味着我们前功尽弃；另一方面，我们国内承受通货膨胀压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或失业，收入水平是很低的，如果物价重新上涨，下岗人员的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够健全。3）中国目前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助于我们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因此中国不想让人民币贬值，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自己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从客观上看，应付外部不平衡的最佳手段是调整外部经济，或通过货币贬值实现经济平衡的目标。贬值也是最简易的调整措施。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或国际经济学分析一定会轻易得到人民币贬值的结论。但是如果中国的替代政策还能够维持我们既定的政策目标；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内需达到经济增长目标的话，人民币就不会贬值。因为中国很清楚，人民币贬值标志着我们经济的整体性衰退，而目前只是结构性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做得到。在此，核心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实现GDP8%的增长率。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货币的贬值就是可能的。因为这一增长率可能是我们维持经济和社会稳定的最低增长率。首先，如果我们经济增长率不能达到这一比率，就难以吸收每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600万劳动力，更不要说我们目前下岗待业的1200万（吸收数）劳动力。不仅如此，近年来，由于企业制度改革还会有一些人下岗。其次，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的金融制度也难以改革，坏帐难以减轻。

  因此，有必要分析一下可能的经济增长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源泉是对外贸易，如果按照8%的增长目标，外贸贡献20%，则，对外贸易应贡献1.6%，依此推论，外贸总体要达到8%以上的增长，对外贸易绝对值应为3510亿美圆以上。由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出口大于进口，因而出口的增长率应高于10%，如果我们保持前四个月的增长势头，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应该能够完成。从国内情况看，如果农业是低速增长，制造业或工业的增长率就要超过11%，现在主要看四个因素，一是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能否维持经济增长，二是乡镇和私营企业增长率能否抵消掉因经济改革造成的某些部门生产的下降；三是政府的干预能否通过干预带动经济增长，四是我们能否启动个人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的增加。关于第一个因素，我们是没有把握的；关于第二个因素，我们有把握的是他能够部分地抵消国有企业生产下降的的负面影响；第三个因素是我们最有把握的。因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与经济本身的要求完全一致；政府计划经济的整体经验尚未完全忘掉，特别是在改革机构之后，传统的工作方法不可能改变，从个人角度看，朱容基总理在将市场与行政手段相结合、管理经济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政府有项目投资和启动新项目的能力和资金来源。第四个因素，我们认为可能要在下半年的晚些时候才能显现出来。因为各部门对政府住房制度改革政策的预期，使他们以政策改革前的方法得到一些房屋。一般的消费需求需增长10%以上。这也许就是维持低利率的一个重要原因。据银行统计表明，中国的私人储蓄增长率明显下降。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既希望做到，又在争取做到，一般而言是有把握的。

  我认为，在不致引起东南亚国家货币竞相贬值的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货币贬值问题。关键是选择一个最佳的时机。从其寻找贬值最佳时间的考虑因素是，1）东南亚国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2）人民币贬值的效应在多长时间可以发挥出来；我们愿意保有多少外汇储备。关于第一个因素，我们认为，它决定于各国消耗泡沫需要的时间，如果正常的话，1999年应该是多数国家经济，特别是出口恢复的高峰期；其次，根据我们过去对人民币汇率调整与贸易增长的回归分析，人民币贬值起作用的“时滞”大约是1—1.5年的时间。当东亚金融动荡不再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考虑因素时，我们的外汇储备应该少一些。因此，我认为，中国似乎可以在1999年中期贬值5—8%，以缓解我们政府补充政策的压力。同时这一政策在2000年中期以后才会发挥较大作用。这是一种有控制的调整。
 
  四．中国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金融发生危机的国家

  中国不会发生东南亚类型的金融危机。我们是基于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外部经济因素和体制不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内部经济和金融制度不同。

  从第一个方面看，首先，中国没有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因此这里不存在借入本国货币投机的问题，同时也不存在外币的自由兑换，因而间接资本流动的渠道是不畅通的。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和严格的行政管理使投机商愿意选择其他国家。如果投机并且成功，尚需要等待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从东南亚金融危机得到的好处之一是，我们有了推迟开放金融市场的很好的理由，并且能够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

  从第二个方面看，我们与东南亚国家一样，有不良的债务，但是我们的金融体制决定了我们尚不会发生类似东南亚的金融危机。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大体是：

  1984年以前，中国人民银行完全履行政府的职能，他们负责企业利润上缴，同时根据企业的需要拨给固定和流动资金，1979年以后相继成立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人民银行的作用是保持货币稳定，抑制通货膨胀。1995年中央银行法颁布后，中国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货币政策的工具是贷款总规模，类似于西方控制货币供应量，利率的作用对主要的贷款人来说还是有限的。从中国金融资产的分类看，1997年6月30日止，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占70%，其他商业银行占7.4%，信用社占14.3%，其他金融机构占8.3%。中国官方宣布的不良贷款为5-6%，不良贷款主要分为三类：即逾期贷款（逾期两年以内未还贷款）、呆滞贷款（逾期两年以上贷款）、和呆帐贷款（不能偿还的贷款--坏帐）。普遍相信的呆帐率在25%左右。但是，这些贷款的的呆帐部分主要是国有企业带来的。其中一部分为政策性的，当然也有经营不善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企业和银行本身由于体制上的问题，没有个人的责任，要改革呆帐问题可能是一个问题。办法是：1）核销坏帐，大约需3900—6560亿元人民币；2）低利率，启动房地产市场，以使企业偿债；3）逐步推行政企分开，禁止新的呆帐产生；4）债务资本转换；资金来源发行公债券。目前中国的公债相对规模较小，仅占GDP的6%。因此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
总之我认为中国不会发生东南亚式的金融危机。

  结论
  东南亚金融危机产生于该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策的不配套和该地区各国的相互牵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中国宏观经济都有负面影响；中国的人民币从主、客观因素看不会贬值；由于中国不具备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的条件，中国不会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下一个受冲击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