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种所有制企业构成比重来看，金融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各行业中改革进程较为缓慢的一个部门。近年来，随着对城乡合作信用、证券、期货和信托投资等类型金融机构的整顿工作，金融业在我国的增长速度减慢下来。一些全国性的大型商业银行也出现了贷款业务增长减速、赢利水平下降等情况。除了零售银行业务等少数几个领域外，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金融创新（包括保险领域中的新业务和新工具等）并不多见。金融业中出现的这些新情况应当说不利于世纪之交我国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健康增长。

从原因上看，我国金融业中的这些新情况与以控制金融风险、改善国有金融机构内部经营机制为目的的一些改革和整顿措施有关。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宏观金融风险的一些因素实际上在我国已经累积到相当程度，表现在金融机构的大量不良资产、不讲效率的经营行为、欺瞒客户的恶劣服务等方面。如果那时不采取有力的整顿措施，由此而来的各种看上去是细小的问题最终很有可能演变为一场全局性的金融动荡，在更大程度上妨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

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既推动我国现代金融业的正常发展、同时又合理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两者兼顾，既不顾此失彼，也不因噎废食。这是一个世界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面临的重要课题，也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在下世纪能否持续增长。

在探讨解决这个问题时，似乎应当首先突破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金融风险不可怕，金融安全是一只纸老虎，金融业跟餐饮业没什么差别，人们可以自由开办，经营不好就倒闭，自认倒霉，让市场优胜劣汰，优秀金融企业最终会脱颖而出，主导潮流。

这个见解中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在金融业中倡导竞争，反对将控制金融风险和维护金融安全变成垄断和官办的借口。但是，必须承认，金融业有它一定的特殊性，尤其是对全国性金融机构而言，它们的活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有着广泛的“外在性影响”和“派生性影响”，其连锁效应的程度是其他经济部门可能皆不具有的。因此，有理由高度重视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

另一个观念是，只有国有化、垄断或官办才是控制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办法，舍此便无出路。回到国有化金融体系，近期效应是窒息市场活力，抑制经济增长，长期效应是最终将各种潜在风险累积在政府系统内部，表现为政府财政不堪重负，濒临崩溃。从这个角度看，金融业国有化只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它给人们的金融安全感是虚假的、暂时的、不稳定的。

放弃上述两个观念，需要确立一个新的态度：在金融市场开放中控制金融风险，在增强对金融风险控制的同时逐步开放金融市场。这里说的“市场开放”，不仅指对国外金融机构的开放，更主要地指对国内非国有机构以及非中央级别机构的市场开放。

怎样才能做到两者兼顾呢？首先应当有开放的政策姿态。树立开放的政策姿态，就是不要给人以“遇事就收”的印象。“遇事就收”看起来是简便快捷的高效率行政方式，但其实是一种不讲究水平的管理方法。有了开放的政策姿态，再辅之以有的放矢的鼓励先进、限制和帮助落后的政策原则，一个包含竞争性、同时又秩序井然的现代金融业是完全有可能在我国成长起来并加快发展。

概括地说，金融体制改革的模式在我国应当逐步从“行为管理”转向“准则管理”，各类金融监管机构应当更多地着重信息扩散服务。“行为管理”是过去我国金融体系中流行的做法，即总是由上级命令下级金融机构干什么、不准干什么，甚至怎样干。“准则管理”就是要承认监管机构与监管对象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监管机构不干预监管对象的经营行为，而是确立监管对象的行为准则和运行指标要求。在金融各行业内部竞争性增大的基础上，政府机构要帮助信息扩散，以便社会成员和企事业机构增加对竞争性金融机构的识别和挑选能力，从而使有问题的金融机构及早被发现并失去市场，从而不致于让金融风险被掩盖和累积起来，由一个局部性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总之，金融体制改革与控制金融风险两者要综合起来考虑，承认竞争伴随风险，同时承认无竞争也带来风险。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良性竞争的、多样化和多层次的现代金融服务业。